其所创生实现者皆由此体之‘於穆不已之创生之、妙之之用而然。

二、气内志外，性兼气志 那么，作为人性的六气具体何所指呢？对此，游吉在下文中有明确说明：民有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，生于六气，是故审则宜类，以制六志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志不可满孔颖达疏：六情徧覩，在心未见为志。

关键词：游吉 六气 六志 性 情 引言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、根柢与命脉。为九文、六采、五章，以奉五色。其与游吉的不同，一是以爱代好，二是六者的排列次序。[11]作为内在之气的中，其实就是后人所说的性。是年为公元前506年，孔子46岁。

以喜、怒、欲、惧、忧也五者为情，正是对孔子以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为七情的继承。下文的哀乐不失，也是指失性，此处是以哀乐涵盖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六志。但是，《正世》篇又以法立令行作为教化之所以能够实现的前提: 夫君人之道，莫贵于胜，胜故君道立;君道立，然后下从;下从，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。

如果道德的来源和根据在于心、性，可以说是内蕴;如果心、性不能成为道德的根据、开端，而要通过外在的规则体系塑造和养成，可以说是外铄。关健英提出:《管子》对于‘四维与‘君令‘守国之度的看法，其实代表了齐法家对道德与法度、德治与法治关系的理解。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，为何教训可以成俗，为何教训成俗刑罚就可以减少使用? 俗是在一定地域生活的人们长期而逐步形成的生活方式、行为习惯、价值观念等，因其对群体中的个人有浸润式的教育效果而备受重视。如此，百姓就具有了为善的意愿，暴乱的行为便不会发生。

犯俗离教者，众共奸之，则为上者逸矣。韩非则关注到现实社会中毁誉、道德评价与法令相冲突的问题，主张善恶要以法为标准，毁誉的评价要与法相一致。

(柳宗元，第49页)由前文分析可见，将耻列入四维，凸显了道德情感对德性养成、他律转化为自律的作用。而君民之间也不能依靠爱来实现有效的治理。习指习惯，礼、义、廉、耻的教化转化为人自然的、无需刻意的行为习惯，这就是化的实现。当然，《管子》也强调爱民、利民不能影响法的公正执行，《法法》讲:法重于民……不为爱民枉法律。

……凡牧民者，欲民之修小礼、行小义、饰小廉、谨小耻、禁微邪，此厉民之道也。义即适宜、适当，是正确行为的准则。如果只有利而没有爱，则众至而不亲;只有爱而没有利，则众亲而不至。《礼记·学记》:‘相观而善之谓摩。

与儒家的德治传统相对，以商鞅、韩非为代表的三晋法家推崇法治，主张以法为教，以吏为师，对德治、德教多有批评。君主的价值取向会引导民众形成相应的价值取向、好恶追求。

亦可见德处于赏罚之外。靡通摩，为研磨、切磋之义，同于《荀子·性恶》中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，靡使然也中的靡。

这也是齐法家与三晋法家的重要区别。可以说，《管子》在儒家德教之中融入了法治的因素，通过德教可以培养民众对法的认同感，并能够自觉依法行动。申之以宪令，劝之以庆赏，振之以刑罚在教化之后，这一先教而后刑的思路与孔子所讲的不教而杀谓之虐(《论语·尧曰》)以及荀子所说的不教而诛，则刑繁而邪不胜(《荀子·富国》)相一致。《侈靡》讲:饮食者也，侈乐者也，民之所愿也，足其所欲，赡其所愿，则能用之耳。(见黎翔凤，第723页)这种爱基于血缘，但可以扩展到君臣和君民之间。(张连伟，第141页)由前文的分辨可见，礼、义虽然偏向于对行为的要求，但并没有停留在约束行为的层次，而是关系到道德品格，廉是一种道德品格，耻属于道德情感。

《牧民》中提出四欲和四恶，四欲即人对佚乐、富贵、存安、生育的欲望，四恶即对忧劳、贫贱、危坠、灭绝的厌恶。来源：《哲学研究》2021年10期 进入专题： 管子 德教 法治 。

《形势解》也讲: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，莫不欲利而恶害。《管子·权修》讲:凡牧民者，使士无邪行，女无淫事。

在这里，道德上被肯定的行为一定不违反法令，与之相等的观点是违反法令的行为在道德上一定不被肯定，但是，合法的、不违反法令的行为并不一定是道德的。[5]高尚榘，2011年:《论语歧解辑录》，中华书局。

如果能够通过教、训形成良好的风俗，民众触犯刑律的现象就会减少，这样就可以有刑罚省的效果。《外储说右下》讲: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，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，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。[6]关健英，2011年:《先秦秦汉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。《五蠹》讲:人之情性，莫先于父母，皆见爱而未必治也，虽厚爱矣，奚遽不乱?今先王之爱民，不过父母之爱子，子未必不乱也，则民奚遽治哉!父母爱子女，却未必能够管好子女，君对民的爱无法超越父母对子女的爱，也就更无可能依靠爱民来管理好民众。

但是，爱利、教化、法令的先后只是逻辑上的先后，而在现实中应同时进行，互相配合，不宜将刑罚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选择。[20]张连伟，2008年:《〈管子〉哲学思想研究》，巴蜀书社。

这一观点同于《韩非子·八经》所讲的人情者有好恶，故赏罚可用。孔子所讲的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中不仅有无耻和有耻的区别，还有免和格的区别。

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，故置法以自治，立仪以自正也。……‘亲戚之爱，性也，正见人子之于父母，其爱出于天性。

作者认为通过对民众的道德教化，可以使民众行为正当，进而在群体中形成良好的风俗。《管子·七法》讲:变俗易教，不知化，不可。(参见王威威，第174页)他所讲的道德与法的一致性不是单向的，而是双向的，不仅道德的行为合法，而且，合法的行为也是善的，是合于道德的。与此类似，宋洪兵将儒法的成德路径概括为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，认为孔子的循亲成德和孟子的循心成德属于前者，荀子的循礼成德和韩非的循法成德属于后者。

廉的本义是堂之侧边，《仪礼·乡饮酒礼》说设席于堂廉，郑玄注曰:侧边曰廉。梁启雄释曰:靡借为‘摩。

所以说，爱利、教化、法令的先后只是逻辑上的先后，而在现实中应同时进行，互相配合。君亲之于臣子，同求其爱敬矣。

[2]段玉裁，1998年:《说文解字注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。通过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、民众所接受的教化的状况，可以了解一国的治乱，这就是《管子·八观》所讲的入州里，观习俗，听民之所以化其上，而治乱之国可知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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